正规配资平台官方国泰海通：中国企业正进入大出海时代，并向着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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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一观大势

　　核心观点：中国企业正进入大出海时代，并向着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进军。全球宽松周期后半程，海外工业化与基建投资进入上行周期，中国科技制造外需的增长韧性或超预期。

　　摘要

　　▶产业出海是制造业国家经济转型的关键一跃，中国正进入出海加速阶段。中企出海的本质是在全球新一轮产业链转移的背景下，中国产业占领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并走向深度全球化的过程。历史经验看，出海既是国家的主动战略规划，也是现实增长约束下的合理选择。在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外部市场准入趋严与本币升值压力下，向价值链高端化转型与推动产业出海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海外制造业大国通常在人均GDP约1.5万美元后进入近十年的出海加速期，同时伴随着本币的新一轮升值周期。我们认为，走向全球的中国企业可以更好立足国内创新等要素比较优势整合全球低成本资源，并一定程度减少贸易摩擦与改善国际经贸关系。在“既看GDP也看GNI”的增长目标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从“GDP目标-投资驱动-扩大出口”向“GNI目标-创新驱动-出海加速”加快转变。

　　▶全球产业竞争优势快速提升，中企走向2.0时代体系化出海。中国近年来贸易竞争力快速提升，在电力设备/工程机械/两轮车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具备显著优势，同时大幅提升了在乘用车与零部件/机床/新材料/光通信/医疗设备等领域的竞争力。2025年以来中国出口出海屡超预期。关税压力测试之下，出口通过区域多元化与高端化展现出了极强的增长韧性，同时，企业出海明显加速，港股IPO边际活跃，中企正从产品出口走向“产能+品牌+渠道”的体系化出海，实现向“微笑曲线”两端高附加值环节的跃升。我们发现，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海外毛利率在2023H1后超过国内毛利率并持续拉开差距。其中海外收入占比提升且海外毛利率优势拉大的行业包括：工程机械/电力设备/汽车与零部件/通信设备/新材料/游戏等。

　　▶宽松周期后半程全球工业与基建资本开支上行周期开启，中国资本品需求增长韧性超预期。全球进入降息周期中后期，原先受高利率环境压制的新兴市场国内信贷与发达市场基建地产等非AI部门的资本开支加速，全球跨境投资进入活跃期。中企出海的“B面”恰恰是新兴国家工业化与城镇化，而东南亚国家普遍处在人均GDP 3千至1万美元的加速阶段，对电力与基础设施、生产设备、耐用消费品有着爆发式的增量需求。同时，安全与转型压力之下非洲、拉美与中亚等资源国也在通过基建加强资源掌控力并推动工业化转型，市场空间广阔。发达市场方面，绿色转型与AI基建推动能源基础设施更新周期。欧盟重启大财政，老旧电网难以适应可再生能源并网与电车负荷冲击，设备更新需求庞大。美国AI基建激增的电力需求倒逼电力设备更新升级，通过全球产业链带动中国企业电力设备需求。2026年海外需求韧性将超市场预期。

　　▶行业推荐：电力设备/机械/汽车/新材料/创新药/游戏短剧。1）资本品：新兴市场工业化加速带动电力与基建需求，发达国家能源基建更新与再工业化延续。推荐：电力设备/工程机械/商用车。2）高值零部件：中国技术与成本优势显著，且正在深度嵌入全球科技供应链并占领高附加值上游环节。推荐：通信设备/汽车零部件/创新药/新材料；3）消费出海：新兴市场城镇化带来增量需求，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带动服务消费出海加快。推荐：两轮车/乘用车/游戏短剧。

　　▶风险提示：美联储宽松节奏低于预期，全球贸易与地缘冲击等。

　　产业出海：制造业国家转型升级的关键一跃

　　1.1．出海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出海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中国经济不仅要看GDP，更要看GNI。《“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商务部长王文涛在解读中提出后续要“既看GDP也看GNI，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这一理念的转变意味着后续发展将从以本土经济规模衡量增长质量的发展模式转向统筹国民全球财富增长与本土发展的双轨模式，这将从根本上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地方政府将从“招商引资+鼓励出口”的模式转向培育具备全球竞争力与创新能力的跨国公司。相比于GDP时期将投资作为发展经济的核心抓手，GNI的增长则更需要依靠品牌、技术等高端要素的持续输出。近年来，随着中国土地、人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向价值链高端转型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走向全球则意味着中国企业可以更好立足国内创新等要素比较优势整合全球低成本资源，进一步突破发展上限，推动生产效率的提升。

　　1.2．国际经验：出海是制造业国家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

　　要素成本上升、市场准入约束与货币升值压力下，出海是制造业国家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从日本、德国与韩国转型经验来看，出海既是国家的主动战略选择，同时也是现实的增长约束下的合理路径。综合来说，出海的必要性主要有三点：1）要素成本边际上升。随着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经济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这意味着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向非农业转移的过程放缓，人口红利逐渐减少。此时，依赖低成本劳动力驱动的传统制造业面临利润率的急剧压缩。为了维持竞争力，企业必须将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至成本更低的国家；2）市场准入约束与贸易保护主义。历史经验看，当制造业大国在全球出口市场份额达到一定阈值时，经常会引发进口国的强烈反弹。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依赖单纯的商品跨境贸易已不可持续，而通过直接投资在目标市场建立本土化生产能力，即“关税跳跃型投资”成为规避关税壁垒、缓解贸易顺差压力的有效途径。3）货币升值压力与资产配置需求。随着贸易顺差的持续积累，本币通常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而本币升值虽然削弱了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但也大幅降低了海外资产的收购成本。对于制造业国家而言，利用强势货币时期大规模收购海外技术、品牌或建立生产基地，是一种将货币优势转化为长期产业优势的战略对冲。

　　人均GDP 1.5万美元后，制造业国家出海进入加速阶段。从海外制造业国家转型经验看，人均GDP在1.5万-3万美元是产能出海加速期，国家对外投资流量增长，且GNP与GDP的差距开始明显拉大。以日本经验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出口份额达到顶峰，而后随着对美顺差持续拉大，美国国会频繁通过针对日本产品的报复性法案，1985年签署的《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在短时间内大幅升值，这对以出口为主的日本制造业构成了严重打击。面对内忧外患，通产省政策导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此前通产省主要致力于保护国内产业、促进出口，80年代中后期则开始大力推行“国际协调”政策，利用行政指导鼓励企业出海。1986年的《前川报告》明确提出了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促进海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方向。‌‌日本一方面通过在美国本土建立工厂绕开自愿出口限制（VERs）和反倾销税，另一方面将成本敏感型行业迁至“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市场，形成“雁型模式”，日本本土则保留了高附加值的零部件生产、研发和核心装备制造。从结果看，1990-2011年日本行业指数涨跌幅与海外业务收入占比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当前中国人均GDP 1.33万美元（2024年），GNP仍然小于GDP，我们认为，下阶段中国企业出海有望持续加快。

　　全球产业竞争优势快速提升，中企走向2.0时代的体系化出海

　　2.1．中国制造产业竞争优势提升，走向区域多元化与高端化

　　中国产业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带动出口高速增长。哈佛大学增长实验室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在经济复杂度指数排名中持续攀升，目前已位列全球第16位，较十年前提升了8位。中国制造业正从“世界工厂”向“全球智造中心”飞跃。与早期的加工贸易不同，当前中国在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领域不仅掌握了终端制造能力，更在核心零部件、专用设备和原材料环节实现了高度自主可控与技术领先优势。贸易竞争力指数（TCI）显示，中国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具备显著的全球竞争优势，如工程机械/家电/两轮车/电池，上述行业近五年出口复合增速高达11%。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在集成电路/喷气发动机/科学仪器/高端医疗设备等领域全球竞争优势较弱，但近年来也在持续加大产业链“补短板”。如果从TCI指数的变化情况看，中国制造业正在乘用车/机床/高端合成树脂/医疗设备/光通信/低压电器等领域迅速崛起，TCI指数的变化与近年出口复合增速呈现出高度正相关，证明产业竞争优势的提升一定会带动出口出海的加速。

　　关税压力测试下，中国出口展现出极强的增长韧性。2025年关税冲突下，中国出口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多元化与高端化特征，并由此展现出极具韧性的出口增速。具体来说，中国出口区域呈现出去美化与向“全球南方”国家的转移。虽然美国仍是中国重要的出口目的地，但份额占比有所下降。中国企业一方面通过提升产品技术含量来抵消关税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在墨西哥、越南、东欧等地设厂，以“间接出口”的方式维持发达国家市场份额。与此同时，“一带一路”与新兴市场正在崛起，2023年起，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非洲、拉美等出口份额也出现了明显增长。这些处于工业化初中期的国家对中国的成套设备、基建服务和耐用消费品有着巨大的刚性需求，与中国当前的产业优势形成了完美的互补。此外，出口产品的高端化趋势也愈发明显，尽管2025年上半年受关税冲击影响，劳动密集型产品出现了短暂的“抢出口”脉冲，市场担忧是否会透支后续出口动能。但事实上，下半年资本品与ICT领域的出口增速明显展现出更强的增长韧性且明显高于出口整体增速，高附加值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已经成为中国出口的中流砥柱与增长核心。

　　2.2．出海 2.0 时代：从产品出口走向产能、渠道与品牌出海

　　中企“出海2.0”：从产品出口走向体系化出海。如果说出口1.0时代的特征是“产品出海”，是依靠性价比优势将国内生产的商品卖向全球，那么2.0时代的特征则是“产能出海+品牌出海+渠道出海”的体系化中国资本出海。2023年下半年开始，中国非金融企业对外投资数量累计同比高速增长，截止25年10月累计增速高达20%。上市公司产能出海公告也呈现出类似趋势，从行业分布看，出海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机械、电子、电新、汽车、化工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2025年以来港股IPO市场持续活跃，制造业赴港二次上市，并普遍将港股作为其全球产能布局的前哨站。统计显示，龙头制造业企业募集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用于了海外的产能与渠道建设。

　　构建自主全球供应链体系，从OEM走向OBM。出海是应对全球贸易新形势与扩大利润空间的双重考量。一方面，面对欧美国家的关税壁垒以及客户对供应链安全的要求，中国制造业大规模“走出去”建厂已成为普遍的趋势。在“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的趋势下，中国企业近年来通过《美墨加协定》辐射北美市场，中国家电、汽配、家居企业密集在墨西哥布局。匈牙利、波兰等欧盟内的东欧国家也成为中国动力电池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欧洲布局的桥头堡。此外，近年来中国企业也积极前往资源型国家投资，如印尼、南美等地，中国企业通过投资镍、锂等矿产资源加工项目，不仅锁定了上游资源，还为中国电池产业链提供了成本护城河。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同样在加大产能与渠道出海，从OEM的代工模式到OBM自有品牌的跨越。如今，依托跨境电商平台的崛起以及企业自身海外渠道建设的加强，中国企业正在直接触达海外消费者，实现品牌溢价。如当前白色家电、小家电的全球化品牌建设与数字化营销，以及汽车、工程机械的自建直营店与授权经销商网络输出品牌文化。中国企业正逐渐走向更为复杂的体系化出海。

　　2.3．走向微笑曲线两端：中国科技行业利润率中枢抬升

　　产业附加值提升与更温和的竞争环境使得中国科技企业海外毛利率快速提升并超过国内。“微笑曲线”理论指出，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中间的制造环节附加值最低。中国制造业的出海转型正是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的过程。对比二级行业境内外毛利率的差异，我们发现相比与1.0时代代工模式下家电、家具、纺服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当前中国制造业的海外毛利率往往较国内毛利率更高。这一方面是因为创新与体系化出海带来的产业附加值提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内当前在供需矛盾下更激烈的竞争环境甚至“内卷”式的价格战压缩企业利润空间。相比之下，海外市场竞争格局相对温和，且中国产品凭借技术升级往往具备“降维打击”能力，获得更高的产品溢价。海外收入占比提升、且海外毛利率大于国内且近年持续改善的行业包括工程机械/汽车/电池/金属新材料/化学制品等。

　　重视利润中枢与稳定性抬升对于中国科技企业估值的推升作用。出海让中国科技行业的估值逻辑从周期制造转向全球成长。随着海外收入占比的提升和利润率的改善，中国科技制造业的估值逻辑正在发生变化：1）成长性溢价：相比于国内市场的存量博弈，海外市场提供了巨大的增量空间，且更高的海外毛利率使得利润的增长更具弹性。海外市场的渗透率提升重新打开了企业的成长天花板。2）稳定性溢价：全球化布局分散了国内房地产下行等单一市场的宏观风险，企业的业绩波动性降低。3）盈利质量提升：出海能够以更低的要素成本与更优的要素组合创造更高的ROIC。品牌出海带来的高毛利和渠道控制力，使得企业不再是简单的代工厂，而是具备核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从这一视角看，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出海相关科技行业的估值水平仍然具备提升空间。

　　外需韧性将超预期：宽松周期后半程，全球工业与基建进入资本开支上升周期

　　全球进入宽松周期后半程，非AI部门与新兴市场资本开支进入上行周期。随着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进入宽松的后半程，叠加地缘政治驱动的供应链重构和新兴市场的工业化浪潮，全球非AI部门的资本开支（Capex）有望迎来一轮显著的上行周期。历史经验来看，美联储降息周期中后期全球外商投资同比增速往往有比较明显的高增长脉冲，而缺乏原始资本的新兴市场往往受益。在联储降息之下，新兴市场央行也同步进入降息周期，国内受抑制的信贷增长有望恢复，尤其是长周期、高杠杆的基建项目。另一方面来说，过去两三年的高利率环境下，发达经济体内部资本开支主要依赖AI领域的资本开支。以美国为例，近年来利率敏感的住宅开发和制造业厂房建设相对停滞，利率的进一步下降的背景下，非AI部门的资本开支也将受益于更宽松的金融环境

　　3.1．新兴市场：全球产业链转移浪潮下工业化进程加速，安全与转型压力推动资源国基建突围

　　全球产业链新一轮跨国转移开启，新兴市场进入工业化与城镇化加速阶段。中国企业出海的“B面”是新兴国家工业化的加速，从更大的视角看，我们正在经历新一轮产业链跨国转移，而这一进程与20世纪初中国大陆承接日韩、中国台湾等工业产能的过程并无根本差异，关税冲突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从人均GDP来看，世界主要新兴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普遍处于人均GDP 3千-1万美元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起步至加速阶段，对基础设施、生产设备和耐用消费品有着爆发式的增量需求。如东南亚国家当前制造业PMI处于快速提升阶段，与此同时也伴随着近年来快速增长的人均用电量与基建投入。工业化带来了对于园区建设与机械、电力电网设备的投资需求，而城镇的扩大又带动了更庞大的交通、房地产需求。工业化推动当地中产阶级的崛起，在人均GDP突破3000-5000美元关口后，对白色家电以及乘用车的需求进入增长曲线的陡峭阶段。因此我们认为，应该高度重视新兴市场工业化加速带来的资本品与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潜力与增长持续性。

　　安全与转型压力推动资源国基建突围。全球关税冲突频发，资源品“武器化”特征愈发明显，全球视角下资源国家正在积极加强基建以加强对资源的掌控力，并希望通过多元化转型将更多高附加值资源品深加工环节留在国内，推动国内工业化发展，如巴西、印尼等国，而中东等地也在“后石油时代”的危机感驱动下积极推动服务业、新能源与数字化转型。秘鲁钱凯港、中吉乌铁路等战略通道项目的加速推进正是中国基建出海的重要见证。疫情后，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新签工程合同额同比增速迅速提升。我们认为，资源国正通过基建战略维护资源安全与推动经济转型，为中国轨交设备、电网、工程机械等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3.2．发达市场：绿色转型与 AI 基建推动能源基础设施更新周期

　　欧洲重启大财政，绿色转型下能源基建更新周期上行。欧洲当前面临基础设施老化、绿色转型加快与能源成本高企的三重困境，为实现欧洲再工业化与能源自主，欧洲正在重新加大财政开支，以更新欧洲基建并强化制造业。2025年上半年，德国通过5000亿欧元财政方案，计划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更新与绿色转型。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约40%的配电网已经使用超过40年，现有的老化电网无法适应风光等波动性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并网，也无法支撑电动汽车普及带来的负荷冲击。为此，欧盟议会2023年公布《电网行动计划》，拟投入5840亿欧元，用于检修、改善和升级欧洲电网及其相关设施。我们认为，由于欧洲本土产能不足，对中国的变压器、智能电表、高压线缆、储能等电力设备产生了巨大的外溢需求。中国企业凭借在特高压和智能电网领域的技术积累和产能优势，正在成为欧洲电网升级的重要供应商。同时，在《净零工业法案》等政策驱动下，欧洲加速推进光伏、风电和绿氢项目。尽管欧洲试图扶持本土供应链，但中国在光伏组件、风机部件以及锂电池领域的成本和产能优势在短期内难以被替代。中国企业通过在欧洲本土设厂的方式，深度嵌入其绿色转型的资本开支周期中，规避了贸易壁垒。

　　AI基建激增的电力需求倒逼美国电力设备更新升级，制造业回流也提振设备需求。AI投资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信息设备投资规模占美国GDP的比重已升至1%以上。随着AI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能耗需求同样大幅提升。根据英伟达报告《800 VDC Architecture for Next-Generation AI Infrastructure》，GPU机架功率正以指数级增长，高功率密度技术的应用带来的GPU同步化运行也加剧了负载波动，这大幅提高能耗和平滑负载需求，对大型AI数据中心的部署和商业应用带来阻碍。这一方面加剧了美国电力供需的紧张，另一方面倒逼电网和发电设备的更新换代。美国本土电力设备产能严重不足，不得不增加从墨西哥、东南亚等地的进口，而这正是中国企业近年来投资或深度参与供应链的区域。因此尽管美国对华存在贸易壁垒，但其内部的资本开支结构变化依然通过全球产业链对中国企业产生间接的拉动作用。此外，美国制造业回流建厂以及基础设施法案落地的过程中，对工程机械、高空作业平台等设备产生了持续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