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轻时，我们总是向前冲，毫不犹豫地走每一步。然而，到了中年的时候，我才明白正规线上配资，生活的智慧往往藏在“退”字中。因为人是感情的动物，维系关系有时需要懂得人情世故。尤其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经常要通过细心的照顾与理解来维持。如果你对大儿子过于宠爱，小儿子心里可能会有些不高兴。我这辈子从17岁起，便与陕北结下了缘分，为了爱情，我选择嫁给了陕北的一位后生，并为他生育了六个孩子。这一辈子并没有什么显赫成就，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六个孩子个个争气，没有败家子，已经是我最大的满足。曾经在陕北的日子里，我收获了许多，不仅学会了耕种，还感受到了陕北人真诚和善良的品质。虽然他们说话声音大，但待人热情友好，温暖而朴实。
那是在1973年，我与田军结婚，那时我已经怀了孩子。结婚那天的心情并不愉快，缺乏亲人和朋友的祝福使得婚礼显得格外孤单。虽然我也想邀请父母来参加，可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一封信寄出去，可能要一个月才收到回音。果真，我在结婚前寄出的信直到婚后第二个月才收到父亲的回信。他的反对言辞激烈，母亲则是心疼我，劝我不要冲动。可是当时的我，只想着能够名正言顺地结婚，给未来的孩子一个温暖的家。
展开剩余76%1968年秋天，我与李安平、赵乾贤、罗飞宇等17个知青一起赴陕北插队，经过一番波折后，我和其他三人被分配到了田家坪。这个村子位于半山腰，土地狭窄且容易遭遇洪水，曾经因为住得太低，很多人家的农田在洪水中被毁，所以大家都学会了把房屋建在半山腰，以避开洪水的威胁。田家坪人口虽不多，但却五花八门，来自各地的都有，特别是从河南和榆林市佳县迁来的移民，尽管如此，这里仍以田姓为主，村里的大队长田四忠是一个性格直爽、办事高效的中年人。
记得我们到达田家坪的那天正是傍晚，田四忠特意为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知青做了一锅鸡肉，这在当时的陕北可算是极为奢侈了。村民们平时即便是过年，也很少能吃到鸡肉。虽然我们没有亲人陪伴，但田四忠和他的家人们为我们准备了一切，连住的地方也都提前安排好。我和庞文雪住在田四忠哥哥田三忠家里，而李安平等两位则住在从河南来的移民家里。当晚，全村的人纷纷前来看望我们，热情地问东问西，尽管听不懂他们说的方言，我只能傻笑着回应，过了半年，才渐渐适应了当地的语言和风俗。
虽然知青的生活条件要好很多，每月可以享受一顿肉食，但这里的老百姓生活却要艰难得多。看到那些孩子在我们吃饭时垂涎欲滴，我心生怜悯，便把自己的一些肉片给了他们。正因如此，村里的许多人都称我为“好女子”，而在这些人中，有一个人格外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就是田军。
田军有着浓眉大眼，长得一副典型的国字脸，虽然读书不多，但他对报纸情有独钟，每当队长带回报纸时，他是第一个拿到手中并朗读给大家听的那个人。田家坪村不到三百人，分成三个生产队，而田军所在的本地人队相对较强势，许多外来移民对他们既敬畏又有些畏惧。
我住的是窑洞，冬暖夏凉，然而夏季蝎子频繁出没，尤其是在炎热的七八月，简直成了我们的噩梦。为了保护我，队长特意安排他的女儿田美鹅陪着我。刚到田家坪的第一年，我过得相当艰难，因为我从未接触过农活，而这里的土地大多是半山坡，耕作起来十分费力，每次上山都让我累得喘不过气来。
陕北的农民常年忙于打水坝，防止泥石流，而田家坪也不例外。全村要负责修建34个水坝，男人们白天参加集体劳动，晚上则继续进行“夜战”。在这样的忙碌中，田军始终对我关怀备至。有时，他母亲会做一些白面馒头送给我吃，可因为当时男女不能单独接触，他只能把馒头放在柴垛旁边。有一次，这一举动被村里的二流子田斌发现了，自此之后，田斌常常在我住的窑洞旁转悠，令我颇为担心他会做出不正当的举动。所幸过了一年多，田斌并未做出过分之事，但他因私自接近我，最终被队长抓住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甚至还扣了工分。
随着时间推移，我和田军的感情逐渐升温。到了1972年，庞文雪等人开始八卦我们的关系。虽然有些人认为我是高攀了田军，但我真心喜欢他。1973年四月，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非常担心田军不会娶我。然而，田军也有顾虑，怕我怀孕后会回到北京，把他抛下。我没有多想，只想嫁给自己深爱的男人。
在队长的牵线搭桥下，我们最终结婚了。腊月时，我生下了大女儿田京华。从1973年到1984年，我先后生育了六个孩子。其实正规线上配资，这并非我的计划，而是田军希望通过多生几个孩子来固定我的心，确保我不会离开陕北，回到北京。虽然婚后我和父母一直保持着联系，偶尔他们会寄些钱财和衣物，但与父母的关系依旧疏远。尽管生活平凡，我却感到无比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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